张非对武侠小说确实别有钟情,以此作为转型作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失败不起。

之所以选中《英雄》,而不是更加火热的金勇、梁玉生等人的作品,他有一番自己的计较。

他是导演,也是商人。导演可以更多的考虑自己的喜好,商人则不能。

作为导演,不能只考虑电影的艺术含量,也要考虑电影的市场价值。

说的直白点,就是张非认为《英雄》比其他的武侠小说更有市场价值。

那有人表示疑惑了,不是《射雕英雄传》等作品的销售情况更好吗,按这个看,明明比《英雄》的市场价值更高。

张非站的高度更高,他有极大的野望。

在国内,他可以拿到的荣誉都拿到了,要更进一步,就要把目光瞄准国际,瞄准海外市场,尤其是电影的商业中心好莱坞,那里的小金人让他非常眼馋。

以前,他认为凭借针砭时弊,深挖社会热点,这样的电影能够获得海外的欢迎,也确实,张非的电影获得了很多国际电影大奖,证明了他的电影的艺术性不输给任何人,但是,在好莱坞,却始终不得门而入。

努力了十几年,最后不得不承认,他的那套现实电影,敲不开好莱坞的大门,所以,他决定转型,转战商业片。

从他个人的角度而言,转型是突破瓶颈的需要。从外部形势来看,商业电影将成为行业的趋势,艺术电影的市场将会越来越小。

现在不把握机会主动寻找出路,将来被逼着走,就陷入了被动。

《英雄》被他看中,正是基于这些考虑。

《英雄》所表达的“天下”大义,与当今国际上风行的“大国”、“和平”等思想,异曲同工,这也是好莱坞电影得以风靡全球的核心思想。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张非希望对外输出华夏传统文化,挑来挑去选中武侠。

华夏人向往武侠精神,这种心理各个民族都是一样,就如同西方人对骑士的钦慕,rb人对武士的崇敬,英雄电影是一个不朽的题材。

张非野心勃勃,想要通过电影,把华夏侠士形象展现给世界人民,让武侠文化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消费品,让华夏侠士和美国的个人主义英雄一样,走出国门。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让电影传达的武侠文化综合多国元素,融入世界文化之中。

从这方面考虑,梁玉生、金勇、骨龙、文瑞安等人的小说,都不行,他们在书中体现的思想太过民族化,外国人理解不了,接受不了。

而《英雄》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武侠中的非主流,与当下流行的传统武侠风格迥然不同,它是面向世界和平、响应大国思想的一部武侠小说。它将华夏传统意义上“济困救危、锄强扶弱”的侠士,改变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唐霜的《英雄》,将武侠文化纳入了历史的正轨,赋予了武侠文化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正统性。

而正统性,是武侠小说最大的短板,也是一直受到主流文化非议的最大点。

张非心知已经得到了唐霜的认可,说道:“《英雄》要拍成电影,需要对小说进行改编。”

唐霜当仁不让:“交给我来!”

张非似笑非笑地看向唐霜,刚才唐霜考了一番他,现在轮到他来考唐霜了。

如果唐霜不能说服他,对不起,编剧你可以参与,但不是主笔,没有决定权。

前面听了张非一席话,唐霜已经意识到他们两人在关于《英雄》的解读上趋于一致,所以要说服张非并非什么难事。

唐霜将他创作《英雄》的初衷作了一番解释,张非听的连连点头。

电影中,编剧必须和导演心意相通,编剧通过文字表达心中的思想,导演再将这些文字转化为有声画面。

小说改编比较特殊,它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

导演在选定时,首先认为这部小说和他的思想不谋而合,省时省力,即插即用。

其中最麻烦的环节,大概就是和小说作者达成思想上的一致,通常情况下,是作者服从导演,如果难以达成一致,要么放弃电影,要么将作者踢出去,给你一笔钱,你什么也别管了。

张非来之前最担心的,就是唐霜能否和他在认识上达成某种契合,而关于他能否拿下改编权,他根本没想过,因为相信自己有这样的魅力,没有小说作者会拒绝他,所以,当唐霜表示要考考他时,他心里很惊讶。

唐霜:“我和张导的看法是一样的,《英雄》的定位应该是一部国际大片,要用最直白的方式,传递华夏武侠文化。”

“而这部小说,在思想上虽然是民族传统的,但是它的核心思想,与国际接轨,在认同上不会存在障碍,唯一的挑战,大概就是如何运用电影的语言表达。这方面,张导是高手,我就不多说了。”

张非笑道:“思想碰撞才能有火花,我也想听听原创作者的建议,不妨放开来讲讲,就当是聊天。”

唐霜想了想,说:“我始终认为武侠文化既有华夏的民族独特性,又有极大的延伸性和广泛的拓展性,只要做得好,完全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

张非点头,这和他的想法一样。

唐霜继续说道:“小说是文字叙事,而电影是声光电的综合表达,很多文字上难以表达的元素,电影可以轻而易举做到,所以我建议既然是站在华夏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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