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小贵族们摇身一变，开始站在高处嘲笑那些仍旧守着“贵族精神礼制制度”的同类，越发富有。他们不是大贵族，礼制给他们带来的利益远不足土地的产出收入。
投机、运作、赚钱、发财，成为宋地小贵族们每天都在讨论的事。原本租种给农夫的土地，变为了种植土豆酿酒的庄园；原本分散的土地收回，成为了轮作靛草棉花豆类的农场。
土地的变革，也为陶丘带来了更多的商品原材料，以及重要的自由劳动力。即便墨家不断把人装船送到泗上，陶丘依旧还有很多农夫不走，而是卖了土地去城市求活。
正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不如倚市门”，陶丘这座天下之中的商业城市，用一种畸形的方式完成了转型。
泗上的每一步发展、每一种新商品出现、每一次拓展了在楚越等蛮荒之民聚落的市场，陶丘这边便会多出更多的商人和雇工。
那些已经没有垄断暴利、被墨家放弃的手工业，迅速在陶丘发展起来。纺织业、染布业、造船业、木器业、制陶业这些年急速发展。
商人的力量越发膨胀，有钱却无势，因为身份的阻碍他们没有政治权利，于是开始想要自己的政治权利，认同墨家“人皆天帝之臣故而人人平等、人无分老幼贵贱有才即举”的理念。
如索卢参那样的人，或许看到了这背后平等隐藏的不平等，但社会的发展还没到那种地步，也很难一蹴而就，因而陶丘的发展处在一种上升起。
手工业者、小商人每日聚会，听墨家的讲学，带着一种市民阶层对平等的追求，成为了市民阶层的主力军。
大商人则忙着加入墨家牵头成立的一些作坊和特殊的“公司”，比如在潡水之战后墨家问越王要了许多的“习流”水师和造船工匠，那是十年前明确在条约中的，于是沿着泗水经淮河邗沟再到楚地、百越一带的商船每一次都获利丰富，已经有颇多大商人加入其中，利益相连。
海阳一带发展的制糖业、茶叶；泗上的冶铁、军火、玻璃、煤炭；宋地的粮食、棉花；北地来的马匹，本地的养殖种种这些，都让陶丘成为了一座充斥着金钱味道的城邑。
这种情况下，商人最恐慌的，就是没有“成法”，国君贵族可以剥夺他们的许多东西，他们需要掌握自己的力量，加上墨家的政策对他们更为有利，而且利益相连，他们自然选择墨家作为靠山。
宋国的君权本身就衰落，政变之后墨家在内部煽动，更是极力遏制了权力。
几次争取之后，商丘终于得以每年缴纳一定的赋税，换取了城市的半自治，成为和商丘国人一样的存在。
而魏国、齐国的政策扩张，让他们深感恐慌，于是他们出钱、本地的雇工和大量闲置人口出力，墨家出技术，花了三年时间重修了陶丘城，成为控制齐、鲁、魏三国的重要军事堡垒和工商业城市。
并且出资成立了一支义师，只不过这支义师是掌握在墨家手中的，因为墨家的政策相对于贵族和君权更让他们喜欢，有组织的宣泄变革矛盾也让这种变革的矛盾减轻了许多。
墨家的讲学在陶丘极为兴盛，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本身就是墨者的主要支持者。
然而这一切，都是别处不能复制的。
墨家有技术优势，可以用各种新奇的商品冲击各国原本的手工业和贵族农业。
墨家依靠对越战争获得了大量的“王田”进行土地变革，减轻矛盾的同时，扩大了泗上的市场。一个自耕农的购买力是原本公田庶农的十倍不止。
小贵族能够在变革中获利，受到利益的驱使自发地转变身份，成为经营性的地主和农场主。
“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粟”，有夫差修建的菏水、邗沟两条运河，让河运成本远低于陆运，勾连和黄河和长江的水系让这里的商业可以对外扩展。
对越国的战争获得了各种商业优惠，成为商品倾销地的同时，也让越国的内部矛盾更加深重。楚国内乱之后墨家在楚国的渗透，也让长江一带的楚国城邑成为市场；百越等蛮族在水运接近的地方，也可以倾销大量的货物，换取北方急需的各种商品
种种这一切，都是秦国所不具备的条件，所以秦国只能实行“授田制”，因为土地是秦国最大的收入，一旦放开土地买卖，实行泗上这样的制度，只怕“民众皆怨”，都想退回到至少还有土地可以耕种的年代。
胜绰等人在秦地进行的变革是如此，因地制宜。原本历史线上的商鞅在秦国的变革也是如此：秦国不是土地私有制，遍观秦简，卖什么的都有记录，唯独没有土地；王翦征楚之前要的是“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
若非这些人是叛墨出身，多研读墨家的书籍，或许他们也难以理解泗上的发展，正如吴起看到陶丘的城邑所发的感慨一样。
技术变革可以带来财富和力量，但是与技术变革相适应的制度更能激发这种力量，遥远的秦地连铁器尚未普及。
于是还未到沛邑彭城，只是到了陶丘，所见一切，便只能望而兴叹，感慨莫名，虽知善政却不能行亦无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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