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在发展的历史中，势必要经历历史的阵痛和一系列的民主改革。
不变革，经济和管理社会的格局得不到发展的条件和契机。
曾经的古罗马政治体制，古罗马民主共和制，就是建立在最初的原始氏族体制之上的农奴庄园主体系之上。
“独裁”制度最初是古罗马民主政治体制下的一种应付非常时局的临时性措施。
独裁者在职期间虽然大权在握，但他是亦是由“长老会”，也就是罗马的数百元老，按照法定程式公开的遴选，而不是可以自封的。
他的权力源自“长老会”的合法授权。
因此，古罗马但是出现的独裁制度并不是，对民主政治的一个否定，而是民主政治在非常时局下的一种权变。
而且独裁者的独裁统治具有一定的时效性。
在独裁制度盛行的近百年时间里，罗马共有八十八位独裁者，其任期均未超出六个月。
到苏拉（ll）和凯撒当政时期，古罗马独裁政治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质上的变异，其任期也逐渐由六个月延长至一年、三年、十年，乃至终身制。
不过，当时的政论家们普遍认为，苏拉和凯撒在位时的罗马政治是“**”、“淫政”，而不再是原始意义上的独裁政治了。
该犹斯犹理乌斯凯撒出生于公元前102年，正是罗马共和国发生严重政治危机的时代。
这时，罗马的经济基础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它已经变成西方古典时代，奴隶制度最为发达的国家，原来的小农业已完全被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模式给事实取代。
当时的罗马贵族集团，奴隶主们，直接的军事掠夺和以贡赋等方式，向被征服地区进行的强势压榨，使地中海沿岸各地的财富大量涌入当时的意大利，加速了罗马的社会阶级分化。
经济上的巨大变化，自然要影响到罗马旧的政治生活。
域外被征服土地在日益扩大、由雇佣军组成的常备军在不断扩充，奴隶人口在急剧增加，由失业小农民和释放奴隶构成的游民阶层也在大量涌向罗马首都，这就需要大大加强国家机器，扩充罗马的军队，才能应付城市治安由此带来的各种混乱。
但这时的罗马国家体制，却基本上还是当年台伯河上那个小公社的那套城邦制度。
它那年年重选的文官政府、和它那已变得臃肿不灵的公民大会，和它那由少数世代掌权的世袭豪门贵族，一直垄断的元老院，根本无法适应这个社会纷乱的现实局面。
从公元前二世纪三十年代起，就不断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种种民主改革的方案，但都因为触犯豪门贵族的根本切身利益，因而受到盘踞在元老院的一小撮所谓贵族共和派的反对，他们的强势政治镇压，血腥屠杀和逮捕，最终都遭到失败。
此后，主张民主改革的人前仆后继、奋斗不息，民主运动从合法的要求改良，逐渐发展到采取阴谋暴动甚至内战的方式。
公元前82年，豪门贵族的事实保护者苏拉，用血腥的大屠杀镇压了当时的罗马共和制反对派，民主运动才一时沉寂下去。
但大屠杀并不能消除，引起要求改革的社会矛盾根源，苏拉不久死去后，民主运动马上就卷土重来。
这时，罗马贵族共和政府的行政制度，腐朽无能、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军人的专横跋扈，奴隶制经济的矛盾相当突出，贵族资本的私有制极大化积累，这些事实已经大大削弱了罗马，这个共和制国家本身的力量。
到公元前一世纪的七十年代，局势终于发展到极为可虑的地步。东方强邻的进攻和西方行省的割据都还在其次，严重的是地中海上的海盗横行和当时斯巴达克斯所领导的奴隶起义。
海盗横行不但使沿海地带民不聊生，连罗马也因海外的粮食运不来而有断炊之虞。
奴隶起义使意大利遭到汉尼拔战争以来最沉重的一次兵灾，而且从根子上震撼了罗马的奴隶制度，打击了奴隶制经济。
奴隶起义迫使奴隶主对剥削奴隶和经营田产的方式作出某些改变，也迫使奴隶主改变控制奴隶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迫使他们不得不变换，已不能保障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共和政体。
正象某人指出的那样：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
凯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政治舞台的。
凯撒出身于罗马的一个古老但已中落的贵族家族，由于他和老一辈的民主派领袖马略和钦奈有亲谊，青年时代就受到贵族共和派的排挤，迫使他只能自始至终只能是站在民主派一边，逐渐成为反对派的领袖。
当时在从事罗马的社会管理官员之路上，一面也只能按部就班地从财务官、工务官升到司法官。
但在这时候，他除了在街头的游民阶层中拥有巨大的号召力以外，并没有别的政治资本。
为此他设法跟当时在军队中有极大势力的克耐犹斯庞培和代表富豪们即所谓骑士阶层的罗马首富马古斯克拉苏斯结成“三人同盟”。
这是一个政局的趋势，也是一个政体需要形成气候的一种必然。
当然，这三个人代表的，事实是三个不同利益的家族利益集团，只是因为同样受到把持元老院的贵族共和派的排挤，才凑合到一起去的。
凯撒在这两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