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之人，乃是刘基。
朱元璋笑道：“老先生之言，甚有理也。”顾盼诸人，又问道，“诸位之见呢？”
在场的诸人虽说都是金陵的肱骨之臣，但“术业有专攻”，并非是都懂军事的。
像宋濂，就是一个标准的儒生。不可置疑，此人非常有学问，学富五车，“于学无所不通”，而且文章也写得很好，刘基曾经称赞他是“当今文章第一”，但是说到行军打仗、战术战略，却就是个外行了。
又像陈遇，虽然名气也很大，特别还精擅象数之学，也就是易学，但对兵家之事却也是个十足的外行，并没有什么言权。
再如宋思颜、李梦庚之辈，也多是执掌文书，处理政事，可谓“文臣”之才，对征战多不了解。因此，听了朱元璋的询问，他们大多都不着急回答。只有杨宪，坐在椅中，挺直了身子，大声地说道：“刘先生所言是也！”
“噢？希武有何见解？”
希武，是杨宪的字。他拽住袖子，昂然起身，侃侃而谈，说道：“‘夫视远者不及近，虑大者不详细。’处大事当有定见、有定夺。臣观士诚，诚如刘先生所言，果然素无大志，本无远见，更遑论‘定见’、‘定夺’了！从以往他与主公生过的一些战事中就可以看出，他这个人，从来都是获得小利便沾沾自喜，稍有小败就难以自安。所谓‘矜小胜，恤小败，先自挠矣，何暇立功乎’？所以，臣以为刘先生所见是也！”
“这么说，你也是认为士诚屯兵太湖之事，其实不足虑也？”
“正是。”
朱元璋点了点头，又问秦从龙，说道：“秦老先生意下如何？”
秦从龙的年岁不小了，已有六十多岁。
他本是洛阳人，仕蒙元为江南行御史台的治书侍御史，后避乱镇江。至正十六年，徐达将攻镇江，朱元璋与之言道：“听说有个叫秦元之的，才器老成，你当询访，致吾欲见意。”元之，即秦从龙的字。
徐达领命，克镇江，寻访得之。
朱元璋即命朱文正、朱文忠前去聘请，并亲自到龙江去迎接。当时，朱元璋才下金陵不久，还没有治府邸，住在富民家中，因而邀请秦从龙共居之。再又后来，“即元御史台为府，居从龙西华门外，事无大小悉与谋之，尝以笔书漆简，问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
相待之厚，倚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既闻得朱元璋相问，秦从龙忙恭谨起身，一部花白的胡须飘扬胸前，他并没有直接地做出回答，而是说道：“臣请为主公分析您与士诚的不同之处。”
朱元璋和颜悦色，笑道：“先生请讲。”
“或有以为，主公礼贤下士，而士诚胸无大志，这是主公与士诚的最大不同之处。但以臣看来，却不以为然。”
“然则，我与士诚最大的不同在何处？”
“士诚其人，惧於后；而主公为人，惧於前。臣认为，这才是主公与士诚的最大不同。”
朱元璋来了兴趣，说道：“惧於前？惧於后？……，元之此言何意？愿闻其详。”
“惧於后者，临敌则必有惧，盖因其无备使然。而惧於前者，必先有谋。谋定，则虽骤临敌变而不惧。”
这话说得有点绕口，也有点抽象。
换成俗话来说，其实也就是四个字：“未雨绸缪”，意思与刘基、杨宪所说的内容差不多，仍旧是在指出张士诚缺乏远见，没有远谋。只不过，较之刘基与杨宪的分析又更深入了一层，他更指出了：没有远见者，临敌必有惧；而有远见者，临敌则无惧。
谁是“临敌有惧”的人？谁又是“临敌无惧”的人？不言而喻。顿了一顿，他接着往下说道：“臣以为，这才是主公与士诚最大的不同之处。因主公惧於前，所以临敌无惧，因而士诚虽兵临太湖而我金陵却无所忧。因士诚惧於后，所以临敌有惧，待朱文忠出兵建德，其必仓皇后撤。”
和刘基、杨宪的看法一样，他也是认为张士诚屯驻太湖不足为虑。
朱元璋哈哈大笑，说道：“老先生的看法，正与我合。”朱元璋此人，是个务实、爽利的性子，最不喜拖泥带水，三言两语议论过了士诚进驻太湖之事，便不再多言，话题一转，出乎群臣的意料，提起了另一个话题。
他举目远望室外，悠然说道：“今日咱们在此议论太湖。想必，这条消息也早传入了益都。诸位，你们认为燕王会怎么看待此事？”言外之意，他是想要群臣猜度一下邓舍会不会因此而对“结盟”事狐疑自扰。
刘基说道：“燕王虽少，可称英杰，非士诚之流可比。今，士诚进驻太湖，主公因而令各军暂停前行。如果与咱们结盟的士诚，听到这条消息后，或者他会因此而狐疑自乱，疑心主公会有背盟，但燕王必不至此。”
“先生为何如此肯定？”
“纵观燕王事迹，他的迹是在云内三州败后。当其时也，孛罗帖木儿铁骑如流，气吞如虎，赫赫如关铎众亦胆颤心惊，无不仓皇之后顾，惟思以逃生为念。而他却独领八百败卒，转战半个辽东之远，先智取永平，续以数千新卒，就又勇敢深入千里，再得双城。‘智勇兼备’，即此谓也！
“凡智者，能料敌於先机；凡勇者，能遇强而不屈。能料敌先机，则是士诚之扰太湖，他必知主公不会以此为忧；能遇强而不屈，则是纵主公‘背盟’，他亦无所畏惧。是以，臣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