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说大汉哪处情况最复杂，统治难度最大，那么毫无疑问，西北地区，尤其是关内道北部以及收复时间还不算长的河陇之地。
汉夷杂处，戎狄环伺，民族问题是其根本原因，当然，自古以来，常有西患，这不是件值得惊奇的事。
只是，对当即的大汉而言，所面临的困难，又远超前代。毕竟，中原政权，失去对河陇之地的控制，还从来似唐时沦于吐蕃之手那般久，即便有归义军昌盛一时，也不过黄粱一梦。
等大汉重返河陇，所面临的，可以说是一个失去了民众基础的情况。吐蕃、回鹘、党项、羌等胡人，已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虽然，大汉是以一种包容的心态，接纳各族百姓，各方势力也因为帝国的强大而俯首陈臣，但在推行汉制的过程中，仍旧避免不了矛盾与冲突，降而复叛实属寻常，流血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一些骚乱，一些困难，一些阵痛，对于偌大的帝国而言，或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在同化统治的执行上，朝廷还是很坚决的。
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重心的东移，缺少了朝廷的就近震慑，也使得中央对于西北地区的掌控能力，也不如强的前代那般强，堪称秦汉以来大一统王朝最弱。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自长安自开封之间有多遥远，也代表着朝廷对西北统治的难度增加了多少。
不过，在近两年，新旧民之间的矛盾，也益发凸显出来了。从当初折从阮平定西北叛乱之后，以汉民稀少，十余年间，对于西北边州，朝廷一直都在进行迁户实边的政策。
根据朝廷官方的记载，前后十五年的时间内，大汉一共向西北地区迁徙了三十余万众。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即便以西北之大，已然可观了。
而其中有三次规模最大，关中蜀乱之后，徙乱众置边；灭蜀之后，又迁豪强以及叛众；再加上，对东南大户的满满强迁。
耗了这么长的时间，费了这么多的精力，自然见到了成效。至少，原本不均衡的人口分布，变得合理了些，西北地区，汉味华风也更重了些。
但是，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填补汉民缺口的同时，也直接考验着官府的统治能力与手段。治安问题，风俗冲突，新旧矛盾，各种各样影响西北和谐的问题，是层出不穷。
在许多世居西北的百姓看来，这些外来的人，是罪人，是流民，是来抢夺他们生存空间的恶狼。
而大部分迁户，对此，本就不乐意。三十多万人中，只有不到两成，是从全国各地搜罗的无地农民、贫民，以及那些被朝廷在西北的迁户授地政策所吸引而萌生闯到想法的人。
剩下的，不是流放的罪民，就是强迁的豪强、地主、平民，要么就是像川蜀、吴越这样的叛乱余众。
这些成分复杂，且多含怨气的人，又被安排在西北这种多乱之地，想想就不是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这大概就是，旧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已经产生了。
也就是，当下的大汉朝廷权威正盛，而对西北地区也足够重视，统治也足够强力，并且迁户都是分散安置的，问题还不算尖锐。
但是迁户的问题，也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京城内外，不乏有识之士，比如有西北为政经验的郭侗就曾上表刘皇帝，讲迁户问题。
已经升关内按察使的前邠州知州王祐，也曾上表，提醒朝廷，说西北迁户，多怀怨望，希望朝廷能够加以重视。
对此，刘皇帝给了积极的反馈，除了几番降诏西北各道州，善加处置民族以及新旧民事务之外，也暂时停止了继续向边州强迁人口的政策。
毕竟，刘皇帝移民实边，是为了平衡人口，巩固统治的，一定的民怨与反噬可以承受，但若真因为此政策，搞出什么大乱子，那可就是得不偿失。
如果，再同本就叛服不定的诸胡搅扯到一起......那种情况，想想都头疼。
当然，刘皇帝并不会因为这些不安因素，就为实边政策感到后悔。毕竟，比起那些胡虏，被迁之民，终究是汉人，长受汉家文化熏陶，不管有多少怨气，统治起来，总归要更容易些。
而他们在戎狄横行的地方，想要生存下去，除了朝廷，除了华夏这个大家庭，又能依靠谁呢？
朝廷需要做的，就是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靠时间去消解那些怨气，在政策上予以优待，比如税收的优惠。
刘皇帝也相信华夏百姓的抗压能力与适应能力，等迁户们彻底在西北诸州扎下根来，终将成为汉家统治可以依靠的力量。
只是需要时间，并且帝国要保持强大与安定。
对于西北诸族，刘皇帝最终还是决定，采取继续同化的政策方针。与西南受限于地理不同，在西北，不论是何族，只要生存在大汉的土壤上，朝廷的力量可以轻松直抵，这也是治理手段不同最重要的原因。
而各族之中，回鹘人已经残了，吐蕃人分化得厉害，其余小族小部不足为道，到开宝四年为止，值得刘皇帝警惕与重视的，也唯有盘踞在灵夏的党项人了。
虽然政治经济手段齐施，在大汉多年不懈的收买、分化下，定难军、党项人已然不成气候，但终究未伤根本，其仍有谋乱之力。
军情司就向刘皇帝奏报过一个情况，说分化了五六年的定难军，又有合流的迹象。原因，一是节度使李光睿屁股逐渐稳了，对银、绥二州及党项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