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底，就在共和国一边抗议日本文部省歪曲侵华史，要求日方尊重历史事实，在中小学教科书中恢复历史真面目。另一边又在同日本民间友好联欢访华团举行友好联欢会，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这一天。
就在遥远的台北，有一个名叫罗大佑的放射科医生，心怀忐忑，带着一把吉他走上舞台，举行他的第一次个人演唱会的这一天。
这一天下午17点钟，在京城前门楼子底下的三岔路口处，也开来了一辆解放牌的大货车，慢悠悠地停在了马路边。
而超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这辆货车可并非只是简单的停泊。
因为随后下来了两个人拉开了后车厢，然后在放下的挡板上和汽车车头上，都分别挂上了一块标有“厂家清仓，减价处理”字样的大红布。
再后来，居然一个人坐在车厢里，一个人站在车下头，就这么吆喝上了。
“瞧一瞧了，看一看，清仓大甩卖啊！”
“走过，路过，别错过，优惠处理，时间有限！”
众多的路人们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辆汽车居然是厂家自己来销货的。
要说这种情况可是真新鲜，这个年头谁也没见过这么卖货的呀！
这忒能对付了，真是不论场合，挂个幌子他就能开张啊！
何况工厂的产品向来不都是商店卖吗？这怎么变成他们自己来了？那今后商店不得喝西北风去？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蹊跷，吆喝声让解放货车一下成为了行人们眼中的焦点。
这又赶上了下班时间，再加上“优惠”和“有限”这两个字眼儿也充满了诱惑。
那么不自觉的，许多人驻足停车，围拢过去看究竟也就成了必然。
事实上，没过五分钟呢，解放车车厢后面就有了好几十口子了，簇拥在一起，往车厢里观望。
还别看车里商品的种类实在单调。除了衬衣就是短裤，还有男女凉鞋而已。
样式也挺普通，几种商品就摆在后车厢的最外沿，都是商店里的常见款。
可问题的关键，是那阵势着实惊人啊！
且不说帆布笼罩的车厢里面，那摞着的货物跟山一样，严丝合缝塞满了车厢。
就那两个卖货的，一人拿着一个茶缸子，全都是一副横眼瞅人的大爷样，比商店里的服务员看着还不好打交道。
嘿，这就是标准的国营的派儿，没跑儿。
于是这么一来，这一切反倒形成了一种暗示，登时就勾起了人们的购物欲。
让大家克制不住地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地开始询问起货价来了。
要说这种现象可不奇怪。
因为这个年头，大家都有个思维惯式。觉得公家的东西再怎么样，质量确实有保障啊。
而且价格是国家定死的，很少有优惠的时候。一旦能碰上减价处理，那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
用不了也大可以先买回去，或攒着自己日后用，或转给没赶上的的亲戚朋友。
哪怕就是服装也一样。
因为尽管服装有流行不流行的区别，可除了年轻人之外，大多数人是不追时髦的。
要的就是个禁穿，划算即可。
甚至有时候颜色，款式即使不合适都能对付。
总之，就是出于对公家的信任和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习惯，才让大家这么痛快打开腰包的。
这不，有一个从后面挤过来的的干瘦小子还不放心呢。
他掏钱之前，在乱中扯着嗓门，还特意询问了一句。
“你们这是公家的吗？哪个厂子的？怎么这几样东西的商标，都不一样啊？”
结果一个卖主儿马上就硬邦邦顶回来了。
“废话！怎么能不是公家呢？你们家有汽车啊？没错，商标不一样，可那又怎么了？我们是服装公司的人，那底下管的厂子多了。有什么稀奇？”
另一个则更不客气。
“我说，你要买就买，不买甭瞎打听，还跟这儿充领导，没看忙着呢吗？我们没义务跟你汇报……”
好，这叫一个牛啊。
可人就是这么贱，越这样，大伙儿还就越觉得像那么回事。
连那干瘦个儿自己也不以为意，反陪着笑，指着一双黑色的男凉鞋，越发客气了。
“我买我买，您甭生气。这鞋多少钱，有二五和二六的没有？”
对方的口气缓和了点。
“这个啊，六块五。你是一个号要一双吗？”
干瘦个儿想了一下，却又提了个要求。
“要那样的话，能不能再便宜点？”
可没想到这一来又遭到带着气儿的呵斥。
“我们是公家，不兴讲价，这已经够便宜的了，知不知道？这鞋比商店便宜两块呢？你这人，找便宜没够啊！”
干瘦个儿一听便再次堆笑，点头哈腰的说，“既然这么划算，那……那一个号给我两双吧。我买四双。”
可谁都没想到，这次他依然迎头碰了个钉子。
卖货的居然声称，因为商品有限，上级为了惠顾广大人们群众，下令每人每样商品限购三件，多了不卖。
好，干瘦个儿这下也急了。
声音立刻提高了八度，非说这事儿没道理，花钱买东西，凭什么不卖？自己家里哥儿仨，加上一个老父亲，差了谁也不合适。
可卖货的也有自己的道理，说经理的死命令，他也没辙。要买顶多三双，否则就拉到。
就这样，接下来也就开始了反反复复的扯皮。
要说这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