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国内商业和资本的发展，使得明朝的商品需要大量的市场。
这种事情要是放在以前，朝廷未必会操心，因为商人的声音很难传达到朝廷上，但是现在不一样，随着明朝鼓励商业，并且促使一部分开明的士绅投身到商业之中，他们的声音便大了起来，而朝中官员与商人间存在利益联，商人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所以朝廷不得不重点关注，并帮他们解决麻烦。
现在明朝各地百姓改种经济作物的情况十分普遍，有的大族甚至几万亩地同时种棉，这么多人种棉花，种桑苗，那么多作坊雇工进行纺织，做出的商品堆积如山，得有人买。
如果没有人买，作坊破产，作坊工人失业，种植棉田的大士绅也会血本无归，这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危机和动荡。
在王彦鼓励商业之初，第一批投身商业的人基本都发了大财，国人见别人赚了钱立刻蜂拥而上，已经失去了理性，各地作坊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
作坊的生产迅速扩大，作坊主盲目扩张，以为只要把布织出来，就能赚钱，可是他们不知道生产扩大了，市场却没有变，花大价钱织出来的东西，可能没人买，而一旦没人买，那么问题和危机就来了。
明朝人口众多，生产能力强大，生产出来的瓷器、棉布、丝绸、书籍等等物资变多后，这些东西的价格便迅速下降。
如果没有新的市场来消化这些东西，必然会引起大批商人和地主破产，那王彦的改革便立刻失败，而大明的社会变革也将终止，退回到之前的农业社会。
王彦现在是上了一架全速行驶的马车，他停不下来，必须要为商贾寻找新的市场。
他从下面得到了信息反馈之后，与众人进行商议，决定从内部、日本和南洋三个方向，来寻求解决方案。
大明朝人口五千多万，市场庞大，但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未完全解体，农业社会还是明朝的主体，明朝实现商业化的还只是南京、杭州、苏州、广州、武昌等大城市以及周边地区，市场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想要扩大市场，就要把更多的人裹挟到社会转型的浪潮中来，这很残忍，但是不得不做。
南洋和日本则是外部的市场，如果能得突破，便能为大明的商品，找到更多销售之地，同时将更多物资和原料运回大明。
此时明朝的商人和开明的士绅，已经开始具有了一定的侵略性。
这次明朝主动对西班牙采取敌视的态度，以及派遣使者出使日本，可是说主要的原因，便是因为商人的助力，是由他们推动影响了朝廷的国策，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王彦反应之所以这么迅速，没有等到手工作坊大规模破产，才反应过来，则要感谢五德号的及时反馈。
五德号是大明最大的钱庄，许多商号为了方便交易，都将银子存放在五德号，甚至朝廷的税银也都委托五德号运送，这使得五德号的库房中存放了大量的白银。
钱庄除了将银子借给朝廷之外，同时也借给民间的作坊，甚至借给其他钱庄让他们去放贷，也正是有他们的催动，各地的作坊才如雨后春笋般出来。
钱庄的钱毕竟不是钱庄的，而是商号和士绅们存放的，钱庄拿这些钱借鸡下蛋，心里也是比较虚的，要是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而商号又来提银，那钱庄就有倒闭的风险。
因此钱庄十分警觉，发现市场变化，钱借出去许多，却发现许多作坊生产出来的东西居然没有卖出去，或者是商品的价值缩水，便立刻紧张起来。
原来预期能收回的借款，出现了拖延，钱庄内的存银出现紧缺，五德号便向最大的债户大明朝廷催要欠款，朝廷一调查便发现了市场存在的风险和巨大问题。
眼下在这个社会变革中，卷入的势力，包括各大商号，各地的手工作坊，还有提供原料的地主士绅，数以万计的佃户和工坊工人和五德号，这些势力一环扣一环，要是变革失败，那便是大家一起爆炸，全部完蛋。
王彦自然不能让五德号破产，朝中大臣也在各方势力的驱使下，要求朝廷开拓新的市场。
当然，其中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有出于道义考虑，认为西班牙与我朝无冤无仇，而我朝却冒然采取敌视之态，欲夺取吕宋地区，甚为不义，非天·朝所为，也有因为与日本重新修订条约，会影响他们对日本市场占有的大海商，但是这都比不上楚党的声音大。
五德号是王彦的核心利益所在，那些作坊一定不能倒，这就向后世房价不能跌一样的道理，作坊倒闭，就会连累五德号破产。
五德号绝对不能倒，而想要五德号不倒，就得给那些借了钱的作坊找到市场，让他们将东西卖出去，赚了钱，五德号的银子才能收回来。
此时，明朝与金国的战事已经停手，多尔衮见明军撤出汉中之后，也见好就收，南下至徐州、洛阳两地清军铁骑，又返回北方，准备再次打击西蒙古。
明朝这边见战事暂时打不起来，也重点转向内政。
出使日本的使团，由礼部理藩院主事钱秉镫，带着明朝的国书和王彦写给幕府将军德川家纲的亲笔信，他们乘坐两艘海船，从南京出发经过琉球直接驶向日本。
历史上的日本，还是很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甚至有争贡之役，之后倭寇之乱，也与中日正常的勘合贸易被停止有关。
至于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