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时节，秋高气爽，在南京城西的郊外，热火朝天，旌旗飞扬，号鼓齐鸣。手机无广告m.最省流量了。
从去岁开始，王彦便在筹划兵制改革，实现朝廷对于军队的掌控，使得军队国家化，而不是效命于某个将领。
这是历朝历代都要做的事情，也是王朝稳定的基石，是军队近代化王朝近代化的必经之路。
为此，王彦付出了诸多努力，不仅仅派陈邦彦去游说五忠军诸部将领，而且在南京大兴土木，扩建五军都督府，给将领办公之地，然后兴建了大批屋宅，给都督们居住，最后怕都督们无事可做，扩建武学，并趁着战事停歇，由各部推荐有潜力的军官，从民间招募愿意从武的士子，供都督们教学。
这次，除了西南因为战损严重和路途遥远没有挑选之外，从三月底各部推荐的军官，加上武学原本的武生，整个武学已经拥有五千名弟子。
明朝的武学原本地位低下，经过王彦这几年不断鼓励，加上只要卒业后至少是个七品的总旗，成为了不少人的一条出路，使得社会对于武学的认识有所改观。
这次改革，武学也做了一点改变，原来没忌酒，现在设了忌酒，而王彦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不管有没有时间教授这些武学举子，他都先把这个忌酒的头衔给兼了。
王彦要这个位置，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让以后武学卒业之人都是他的门生。
这个忌酒他只要做上几年，等培育出来的武生进入军队，并逐步掌权，他的地位便无可动摇。
这个位置的重要性许多人都能看到，所以王彦得到并不容易。
每个官员或多好少，都有拜相的理想，都想手握大权来实现内心的抱负和政治野望。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楚党按着原先的政治目标和诉求，利用皇帝尚幼，逐步控制了皇权，党派中的大佬和年轻有抱负的官员，并不是太想王彦权力太大，也希望他能放权，这样他们才有机会施展，并不想有个太上皇存在。
经过多年的发展，楚党已经有了近代政党的雏形，有政治目标，同时逐渐意识到，党派的利益，大于王彦个人的利益，成为了一个政治利益集团。
这次议事堂通过兵制改革，制定法令，规定军队归属于兵部，由兵部负责兵源的补充，兵饷的发放，物资和装备的调配，五军都督府负责战时指挥和训练，而开战的权力则放到了议事堂手中。
同土木堡之变前，明朝的兵制相比，这次的变动其实并不大，只是将属于皇帝的权力，放到了议事堂。
议案通过之后，王彦等于放弃了他个人在名义上对五忠军的掌控，将十多万军队都交给了朝廷。
他放弃了对五忠军的指挥权，将军队的交给了中央政府，那么他要一个武学忌酒的位子，众多大臣怎么好意思不给。
政治的精髓在于妥协，在于交换，如果两个政治势力都不退让，每次都要硬来，一定要一方彻底压倒一方的话，那多半只能内战，只能两败俱伤。
王彦这些年最善用的手段就是妥协和交换，这看起来很受气，没有快意恩仇，但有哪个政治家是快意恩仇的呢？
眼下制度已经确定，可是要将他变成所有人都遵守的规矩，却并不是说定下来后，就能立刻实现，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还有起伏出现。
制度固然重要，可是它需要有适合运作的土壤，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个土壤的形成，至少要几十年时间。
后世中山先生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便是培养这个土壤的过程。
中国始终是个人治的社会，后世某位校长都下野了，可是依然能在老家操纵国家，王彦虽然交出了五忠军的指挥权，但是他在五忠军的影响力，起码要等一代人，才会慢慢消散。
王彦与文官集团达成妥协，用军队换取了武院忌酒一职，而他掌握了武院，等于又将了唐鲁一军，让他们很为难。
如果他们把挥下有潜力的军官推荐到武院来学习，那这些军官就成了王彦的门生，并且武学训导的也主要是五忠军系的将领，他们将人送到武院，等于是把人才送给王彦。
可要是他们不送，也存在问题，那就是在武院的培育下，朝廷直属的军队，战力和素质只会越来越高，而他们控制的军队，同朝廷控制的军队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并且也留不住人才。
唐鲁见此便准备各自也办个武学，来培育他们的军官，但是却被内阁和议事堂双手否决。
文官集团越来越喜欢现在的政治环境，王彦已经交出兵权，他们自然便盯上了唐鲁，只要朝廷将兵权收上来，那今后就是他们说得算，就算今后皇帝要，他们也不会将兵权交出来。
在兵制改革通过之后，五忠军编成前后左右中五大禁军，直属于朝廷已经是必然。
那么问题又来了，谁是前，谁是后，谁是左，谁是右，谁又是中呢？
五忠军本就是派系混杂，并非一路人，驻在扬州的刘顺仗着与王彦亲近，便写信给王彦，表示他知道自己不是最能打的，但是也不是最差得，中军他不想，但是怎么也别给个后军的称号，否则无法向属下交代。合肥的李过，也写信过来询问，言语间也不想要后军的番号。戴之藩则更明确一些，回顾了一下自身的功绩，王彦看他是想争一争中军的名号。
前后左右中，本来是因为五军都督府，分为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