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走到现在，肯定需要改变，但治国如治病，必须先明病理，查其究竟，才能对症下药。
明朝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与太祖皇帝最初的国策分不开，宗室人口的问题，阉竖的问题，商业的问题，以及皇帝与士绅阶层对立的问题等等。
当一个制度本身出了问题，那其他各种问题就会跟着出现，皇帝集权，官僚内部间的制衡，转化为皇帝与文官的对抗，皇帝为了引援，只好拉入太监，这是一条逻辑线，形成明朝独有的政治特色。
王彦这时继续说道：“宋朝在君臣制衡方面已经接近完善，但其在军事上，强干弱枝，对武将的压制，也造成了宋朝的败亡。彦的想法是借鉴宋制的君臣制衡之道，改革大明的内阁制度，并且适当提升武将的地位。将大明改造成富比赵宋，强比汉唐，传承万世的大帝国。”
“赵宋君臣共治，大臣与君上亦师亦友，确实令人向往。”王朝聘开口道：“前些天我查看史书，见宋代侯延庆的《退斋笔录》上有记载，宋神宗时，打算将一名犯罪的转运使处死，宰相却反对，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神宗沉吟良久后说：“可与刺面，发配远恶处。”门下侍郎惇又以“士可杀，不可辱”的理由反对，最后神宗只得作罢，皇帝感叹道：“快意事做不得一件。”大臣们则称，“如此快意事做不得也好”。若我大明朝君臣之间，能够如此，那就是我士人之福，我王氏之幸。”
王夫之看着王彦却提醒道：“君臣之争，延续千年，如今体制，乃皇权独尊，士衡想要制衡皇权，进行改革，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到时不仅是皇帝，还有大批理学士人也会出来反对，但凡革新，都需要有思想，理念来吸引同道之人，士衡的革新思想，是什么呢？”
思想是推动一切的源头，自礼崩乐坏以来，春秋之际，百家争鸣，那是中华民族思想最为辉煌的年代。
无数先辈，为了整个文明的出路，并发出无数思想的光辉，但大体而言，春秋之时，还是儒、法、墨、道四家争雄。
彼时儒家思想，讲仁者爱人，民贵君轻，让国君施行仁政，孔圣人也说他自己“惶惶如丧家之犬”，可见儒家思想在列国纷争的春秋并不受待见。
墨家思想主张“上贤”，“兼爱非攻”，可以说代表社会底层的墨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最不受统治者待见的思想，“上贤”的意思是让有才能的人来做官，恨不得国君都由大家一起推举，这与今天的民主选举有点像，“兼爱非攻”则是大家之间要有大爱，不要发动不义的战争。
这样的思想，虽最符合普通民众的利益，但显然最受统治者厌恶，在历朝历代都要受到压制和打击。
在说道家思想，无为而治，在春秋战国时代，什么是无为，什么是有为，你无为就得被有为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兼并，诸侯们希望的是五霸那样的有为。
百年演进，儒法道墨，最终以秦行法家，一扫**，而结束了天下的纷争，看似法家成为了四家纷争的赢家。
秦以法家得天下，但却也因法家二世而亡，只得一说的是，法家的以法“制”国，以法“制”民，与今天的强调的法治完全不同，现在是“治”，秦法是“制”，是要制你。
秦的灭亡，证实了光靠法家，无法统治天下，所以汉初选择了道家，无为而治，使天下修养生息，随有文景之治。
此时天下修养生息数十载，地方已经恢复过来，一个新的问题随之出现，事实正明道家也不能维持一个国家的长期运转。
随着天下经济民生恢复过来，地方的实力逐渐强大，如果中央政府接着采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态度，地方上的诸侯藩王们就要开始有所作为了。
七国之乱，使道家也与法家一样失败。
时间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该选择什么样的思想，除去根本不被统治者考虑的墨家之外，就只剩下儒家还为登上历史的舞台。
这时一个名叫董仲舒的男人出现了，向汉武帝提出被他改进过的儒家思想，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君权神授，来迎合统治者，随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
此时儒法道墨四家之争，虽然以儒家的获胜而告终，但此儒以非彼儒，等发展到宋明时期，儒家仁者爱人，民贵君轻等思想，都被压制。
从春秋战国，到董仲舒分流，再到南宋朱熹，儒家思想，也从一门学说，变成一种统治技术，最后成了一门宗教，其过程就是儒家—儒术—儒教。
王彦听了王夫之的问题，心里一阵沉思，半响之后，才站起身来，毅然道：“正本清源，存孔孟，斥儒术，灭理教，仁者爱人。”
王彦的话语，王夫之并不吃惊，他本人也是反对理学的先锋之一，此外浙东黄宗羲也有“天下为主，君为客。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等等言语。
“士衡是要复兴古儒，以春秋儒家的思想，来限制皇权吗？”王夫之微笑道。
王彦点点头，“我是有这种想法，但自古改革，时间漫长，反复极大，而要复兴古儒，传播思想，就更是难上加难。眼下我还是以抗清为第一要务，传播思想，进行改革，只能先慢慢布局。”
王朝聘听了这么久，已经完全明白，“打击理学之事，并不简单。自王守仁创立心学以来，我王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