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意欲何为？”
在隆武看来，如果你没有二志，你就该学学古代的贤臣，不应该让君王感到不安，在君王稍起疑虑时，就该主动放弃权利，将自身谈化出朝野，以上帝王心安，可是王彦的行为，却正好相反，他不断在试图掌权，甚至拉帮结派，试图挑战皇权，隆武帝真是不明白，甚至有些憎恨王彦，恨他为什么不能做个听话的臣子。
王彦听了隆武的话，也沉默下来。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普天之下，九成九的人，都是这般模样，每个都为了同一个目的，不惜一切的努力着，心甘情愿的成为金银，美色，权利的奴隶，死心蹋地的付出。
功利、利己，这是大多人的选择，为此可以不择手断，就像时下。
这也是现实，但是如果整个天下，人人都是如此，那就太可怕。
早期资本主义的特点就功利，不赚钱，萌什么牙？
在说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也该想到，当整个江南士人阶层，去追逐钱财的时候，原来修齐治平的价值观也必然随之崩塌。
礼乐崩坏后，如何要求一个信奉功利主义的官员，去抵抗满清呢？
弘光年间，明朝一触即溃，与晚明思想混乱，有很大的原因。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qín_shòu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人和qín_shòu在本质上都是功利的，差异就那么一点点，普通的人抛弃这一点点，君子却保存它。
庸众可以选择功利，却不该去嘲弄，坚持理想、道义的人，因为正是有这一小撮人在，整个社会才不断进步，道德才不断提高，文明才有希望。
儒家在中国古代社会，就一直承担着教化的责任，但是却在历代统治者的干预下，逐渐丧失了教化的功能和治世的理想，逐渐沦为了逐利的官僚。
这种转变，在明朝尤为明显，而转变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皇权太强，臣权太弱，皇帝随意廷杖大臣，打断整个士大夫阶层的脊梁，也使得大部分士人彻底寒心，放弃了治国的理想。
太祖设廷杖，起初是为了震慑不法官员，也就是一两人，但到了子孙后世，就完全变味，成了皇帝宣泄淫威的工具。
正德年间，武宗创下一百零七人同时受杖的纪录，而时隔不久，这个纪录就被嘉靖皇帝以同时廷杖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十六人当场死亡的记录给打破。
除此之外，大太监刘瑾也曾杖杀二十三员大臣，此后被魏忠贤杖杀之人，也不在少数。
而这些官员受杖的原因，有弹劾严嵩的，论妖僧的，谏万贵妃干政的，还有谏元夕观灯的，谏武宗南巡的，谏嘉靖勿服金丹的，这都被廷杖。
最离谱的是正德年间，十三道御史弹劾刘瑾，结果上一本就要被杖三十，上两本就要被杖六十，而上三本的每本各杖六十，不等杖完，人就死了。
儒家的这些士大夫，迂腐的人大有人在，道貌岸然的也不少，但是历代没有这些老夫子，瞪眼吹眉的拉着皇帝，用儒家对君王的标准，来要求皇帝，这不能干，那不能做的，历代皇帝要干多少荒唐事，而百姓要多遭受多少罪过。
士大夫对于国事，本就该仗义直言，可直言后，却要被打死。就像武宗，地方上糟了灾，他却要南下游玩，大臣们劝谏，被打死十几个，最后武宗是被朝臣给感动了，取消了南巡的计划，但劝谏的大臣却死了。
你若是大臣，寒心不心寒？恐怕下次就是明知道皇帝的作为会使得民怨沸腾，也不会在开口劝谏，这就是士大夫阶层思想的一个转变。
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东林一党。
东林的名声很差，可要知道东林一党在结社之初可不是这般模样，而他们为什么会从曾经有着鲜明的政治主张，要求“朝廷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的政治团体，最后沦为逐利的官僚集团，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因为东林在早期的谏言中，被皇帝的行为打的寒了心。
在经历了神宗朝和天启朝的斗争后，部分士大夫如梦初醒，随着皇权的不断集中，天下以不是士人的天下，而是被朱家视为私产，而皇权并不想让他们对朱家的江山指手画脚，这种大彻大悟导致东林党人在两个方面脱胎换骨。
一是东林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在此之前，无论是理学门徒，还王门心学的信奉者，都有儒家传统的治世理想，所以他们在施政的过程中，会有道德约束和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不管这种儒家世界观的具体内容如何，这种影响都是非常强有力的。
但在此之后，东林党从整体上开始演变成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官僚集团。
他放弃了原来士大夫阶层的理想，摒弃了儒家对他们的约束，在道德凋零之后，世俗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这个集团的唯一冲动。
从东林党的变化，大多可以看出，明朝士人阶层的思想转变。
皇帝不愿意与士人共天下，士人也不想在为朱家出力。
坚持原有理想的退出朝廷，隐居乡野，继续留下的成为逐利官僚。
这个时候，整个明朝的官僚系统，不在表达社会上各个阶层的意愿，变成了仅仅表达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团，所以东林能在明知朝廷无钱，北方恶化的情况下，也不愿意朝廷争他们的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