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浚把李榆拖进厢房，看了李榆好一会儿，才生气地说道：“我叫你入关，你坚决不干？今天这个局面都怨你。”
“你们才该把山西的担子挑起来？我给过你山药蛋良种，我问你，你种的山药蛋在哪里？”李榆也气愤地问道。
“你以为几车山药蛋就能解决问题，荒唐！官府收税只认白银、米麦，有几个老百姓愿意花功夫种你的山药蛋？”张道浚厉声回应，随后拍了拍李榆的胳膊，放缓语气说道，“你不应该向士绅发火，本乡本土的乡亲遭难，他们心里也不好受啊，土地兼并自古就有，山西的情况更复杂。”
张道浚细细讲解道：山西土地兼并与税负过重有直接关系，大明开国之初定的民田税赋并不重，一般缴三升、五升亩出，山西情况却不同，由于支持过蒙元察罕帖木儿父子，田赋竟然要缴一斗五六的亩出，税赋之重居北方各省之首，与支持过张士诚的苏松之地相差无几，而苏松之地亩产三四石，山西土地贫瘠亩产仅石余，再加之山西宗藩多、战事多，苛捐杂税自然也多，民生艰难可想而知，既使中等之家也难保家业。百姓迫于生计，或出卖土地另谋生路，或投充到大户人家沦为佃户，但大户人家也不容易，山西这地方吏治极其腐败，贪官、刁民欺压良善成风，种田本无利可图，如果家中又无人做官，田越多越容易引来祸事，所以山西人并不热衷土地兼并，而对经商感兴趣，大灾之年，大户肯拿出粮食收买田地确实是做好事。
“山西土地兼并确实不严重，只要大力降低税赋，使耕者种得起田、守得住田，再取消所有优免，实行绅民一体纳粮、一体当差，解决起来也不难，”张道浚侃侃而谈，最后盯着李榆的眼睛，语气严肃地说道，“效仿丰州实行地方自治，事权与税权同时下放，这是解决山西目前危局的最好办法，朝廷肯定做不到，而你做得到，我说过老天会逼你入关的，该是下决心的时候了！”
张道浚是大地主，自然向着士绅说话，如果按他说的办，山西得救了，丰州却被推到前面和朝廷硬扛，我该不该信他的话？李榆犹豫了很久才缓缓说道：“子玄兄，我可以支持你们拒缴田赋、加派，但涉及到出兵必须经丰州两府一院一法司会商，我向归化写信，你也把士绅召集起来商量个主意，你告诉他们，自己不争气我也保不了他们。”
“你是大东家，关键时候就得出头。”张道浚大笑而去。
李榆独自在屋内踱步思考，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处理政务的料，干不好的事还是让别人干吧，他伏案开始给大统领府写信：山西灾情严重，已到崩溃的边缘，而朝廷视民如草芥，至今无动于衷，山西乃丰州近邻，如果糜烂势必祸及自身，丰州必须不惜代价援助才能稳定大局，敬请诸公尽快议出章程，并派代表与山西士绅协商，入冬前必须解决流民问题，此事关系数十万人生存，绝对不可拖延。
李榆又给王昉写信：山西士绅有意自治，这对解决地方问题确实有好处，但自治的关键在于制衡，丰州人不是给地主老财看家护院的家丁，容不得他们在地方上为所欲为，公民党必须派遣得力人员主持山西党务，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形成与士绅分庭抗敌的局面，以实现山西内部的制衡。
李榆派人把信送出去，随后叫上白显志去了绛州——高一志神父身体不行了，可能来日不多，来趟山西一定要去看看老人家。李榆前脚一走，张道浚马上威胁士绅，大东家这几天下到地方视察灾情，你们无论如何也要再拿些粮食出来，至少熬出来的粥要插得住筷子，谁扫了联防总局的面子，谁就立刻滚蛋。
几日后，丰州商会副会长李建极、银钞局知事沈守廉、工建司知事韩霖、课税司知事范永斗、大法司断事郭林生到达太原，李榆和白显志也匆匆赶来会合，这里面除了沈守廉，其他都是山西人，而且手握军、政、商、司法大权——李建极一再声称李榆是曲沃李家的人，而且按辈分算，还是他的同族远房侄子，李榆又混成了山西人。
平阳会馆内，张道浚也组成了强大的山西谈判代表团，各州府身家百万以上的头面人物全部到场，还请来三位大佬级人物压阵——前大学士、东林党老党棍永济人韩爌、前宣大总督武乡人魏云中、前总理东南五省剿贼军务保德人陈奇瑜。三位大佬中前两个被罢官还乡，后一个剿贼失利曾被议罪戍遣，不过人倒架子不倒，在老家山西还是声名赫赫，山西巡抚宋贤和山西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进了大堂也得向他们行大礼。
今天的谈判对手是丰州官员与山西士绅，一方武力强悍想打谁就能打谁，另一方根深叶茂能在地方上呼风唤雨，官府夹在两强之间最尴尬，不但说不起话，还得当众挨骂——张道浚这帮地头蛇首先发难，指着宋贤一伙痛骂朝廷无所作为、麻木不仁，置民于水火而不顾，苛政毒比蛇蝎，说到伤感处还要嚎啕大哭，似乎他们家也饿死了几口人。
山西士绅边骂边看三位大佬的脸色，韩爌肯定是被忽悠来的，老人家已经七十多了，耳聋眼花脑子还不好使，嘴里反复只说几个字“朝中有奸党”，魏云中、陈奇瑜也学着前辈的口气说“朝中有奸党”。士绅们受到鼓励，骂得更起劲，扬言大明既然是个奸党朝廷，那以后休想指望他们再缴一个大子的税钱。大明开国两百余年，朝